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應放在國際和日本國內兩大視野下考量。“安倍經濟學”出臺的國際背景是當時世界經濟尚未走出國際金融危機,仍然相對低迷。日本國內背景則是政局動蕩,“十年九相”、經濟政策缺乏連續性,經濟自泡沫崩潰后經歷所謂“失去的20年”,國民士氣萎靡不振。經濟增長率低、物價低、財政債務杠桿高,即“兩低一高”成為“日本病”的代名詞。

30多年來,包括日本在內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沒能夠找到解決日本經濟問題的良方。“安倍經濟學”在這種背景下出臺。它的政策基調是要變過去“縮小型的均衡分配政策”為“創造增長和財富的良性循環”。2013年先放出“三支箭”:靈活的財政政策、大膽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和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2015年又提出“新三支箭”,實際上是提出到2020年希望實現的三個目標:GDP600萬億日元,出生率達到18,看護老人零離職。2016年后又陸續實施了負利率、收益率曲線管控等政策。

總體看,“安倍經濟學”既強調凱恩斯主義的需求論,又主張弗里德曼的貨幣供給論,同時強調“供給學派”的刺激投資、擴大供給。三大理論相互矛盾但又各有合理性,至少在“安倍經濟學”實施初期即形成了市場預期,產生明顯效果。比如實現戰后第二長的連續71個月經濟景氣,扭轉了長期以來的日元升值局面等等。

總體看,“安倍經濟學”取得了短期效果,但結構性問題并未解決,而且付出的代價很沉重。這些短期成果是以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和史無前例的貨幣政策“大放水”換來的。財政投資不斷加大必然加重本已嚴峻的財政負擔,大量購買國債極易引起財政危機金融化。關鍵是因經濟形勢不佳,根本看不到退出機制的時間,隱患無時不在。

先看個人消費。這對日本經濟舉足輕重,約占日本實際GDP的60%,但長期以來日本個人消費低迷。原因一是國內市場擴大空間有限。二是泡沫經濟崩潰以來居民收入幾無增加,居民儲蓄率持續下降。三是人口超老齡化,特別是財富結構失衡,老年人消費意愿弱,年輕人消費意愿強但沒錢。

再看設備投資。設備投資占日本實際GDP15%左右,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影響日本經濟。設備投資多寡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活力與增長速度,取決于企業生產能否擴大。而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處于低速增長狀態,導致設備投資長期低迷。未來設備投資能否擴大取決于生產能否擴大,生產能否擴大又主要取決于消費和出口能否擴大。但因國內個人消費難擴大,加上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導致出口難擴大,日本的設備投資擴大也希望不太大。

最后再看對外出口。日本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當下內需難以擴大的情況下,出口就更顯重要。日本擁有巨大生產能力,但出口往往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影響,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當下的新冠疫情。作為世界主要消費市場的歐美以及中國經濟不同程度受挫,也給日本出口造成沉重打擊。

總供給方面,一般來說包括勞動力、資金、技術三個方面。第一,關于勞動力問題。目前日本正面臨嚴重的少子老齡化問題,已開始出現勞動力不足。過度老齡化意味著社會保障缺口越來越大,財政負擔越來越重。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日本采取了擴大女性就業、延長老年人退休,同時加大對機器人、人工智能的投資力度,甚至擴大接收海外移民的數量,但是否能夠奏效還有待觀察。

日本經濟的這些痼疾,絕非一朝一夕就能解決。“安倍經濟學”并不完美,現有政策措施也還遠遠不夠,但它確實是日本自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最系統也比較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現任官房長官菅義偉已明確表態如果當選首相,將繼續推行和完善“安倍經濟學”,這樣至少可以保證經濟政策的連續性。

另外從總需求角度看,日本國內市場趨于飽和使擴大外需變得尤為重要,而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加強同中國的經貿合作對日本經濟來說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也有長期戰略意義。這就需要日本在中美關系緊張的情況下,客觀理性地處理好對美和對華關系。(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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